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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紅人王陽明,一種時代癥狀

2021-05-19 eNet&Ciweek/方曉

今年是公元2021年,距離王陽明的時代已經超過500年。

提到王陽明,你會想到怎樣一幅圖景?近十幾年,這位明代的著名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符號、一個名詞蔓延到普羅大眾的腦海里。在各大書店,王陽明的相關著作往往很有存在感,經常被擺在顯眼位置,側面說明王陽明在圖書消費市場是足具號召力的招牌,眾多出版社都會打著這塊招牌分一杯羹。

一個古老的名字再次變得鮮活。

新儒家風潮的余波,圖書市場的寵兒

今天王陽明的擁躉已經遍及各行各業,相關著作也常常被擺在書店顯眼位置。今天的王陽明具有多重面向,只有以立體的眼光,才能看清這樣一種時代癥狀的意義。在思想傳播的層面上,民國初年以來,新儒家的興起為王陽明的火熱鋪平了道路,圖書市場化的潮流為王陽明的火熱添加了燃料。

王陽明的學說在他自己的時代非常興盛,他去世以后,門人們以地域劃分為幾派各自在當地講學。但到了明末,由于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抨擊,王陽明的學說日漸衰微,在清代被李剛主所提倡的“實學”所替代。王陽明的學說在明末清初被貶斥,原因是他作為代表之一的宋明理學遠離治國之道而專注于個人修養。這種學說在清末明初的政權更迭和王朝滅亡的背景下顯得十分無力。從明末到民國初年,王陽明的學說再也未能成為知識分子的主流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動搖了清末以來進步知識分子們對西方學說的推崇,此時新儒家開始興起,著名學者馬一浮、梁漱溟、馮友蘭等人對理學及心學多有發揚,至此,近現代意義上的王陽明學說熱潮才真正形成。嚴格來說,今天的王陽明熱潮,多少來自民國新儒家打下的基礎。

改革開放后,繼承了民國新儒家的港臺新儒家傳入大陸,一波新的國學熱得以興起。南懷瑾、王財貴等人乘勢而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啟巡講,大力宣傳少兒讀經。隨著城市兒童讀經成為一種風潮,初版機構順水推舟,紛紛推出不同版本的論語、大學、中庸等簡短而適合少兒誦讀的儒學書籍。漸漸地,儒學書成為一個出版營銷的風口,由于并沒有太多版權限制,全國的大小出版商紛紛出版開本不一,裝幀不一的儒學著作,各種消費級儒學著作擺滿了新華書店的顯眼位置,有的在書籍上以突出以大號字體,獲得了旺盛的銷量。

圖書市場的熱潮對大眾的意識有反作用。儒學著作的暢銷形成了一種大眾閱讀品味,這種品味在大眾之間逐漸蔓延,此后,在央視百家講壇電視講座的普及下,一個穩定而龐大的中國古典知識閱讀者群體形成了,此時王陽明的著作也漸漸露出水面,在古典文化潮流中掀起新的浪花。

思想江湖中,王陽明在哪個位置?

王陽明屬于中國思想史所劃分的宋明理學,心性問題是宋明理學的核心,故后世稱王陽明的思想為“心學”。但大部分人僅僅在字面意思上淺嘗輒止,然而,對于任何一種思想而言,必須放在它的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立體考察,才能真正認識這種思想,王陽明也不例外。

我們需要在整個中國古代思想史的脈絡中看待王陽明。眾所周知,王陽明屬于儒家一脈,在本體論層面,貫穿先秦儒家與宋明儒家的問題是“天人合一”,王陽明主要處理的“心”與“理”的問題在整個儒家思想中也屬于“天人合一”問題。

讓我們先把目光拉回先秦時代,在中華文明的源頭,“天人合一”就已經被當做重要問題被關注,最早可以追溯至商代的占卜,如《禮記·表記》中記載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這表明當時已經有“神”的概念,自然也面臨“神”與“人”的關系問題,這就是早期“天人合一”問題的雛形,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的來源之一。

在儒家尊為先驅的周公那里,“天人合一”是一個道德命題,他提出“以德配天”,這奠定了儒家思想的道德倫理性基調。

進入春秋時期,儒家思想迎來了繁榮期,但此時的儒家思想卻并不很在意“天人合一”里的“天”,相對來說,此時的儒家更重視“人”,譬如,子產說過:“天道遠,人道邇。”孔子也很少談“天”,他更多地強調道德層面的“仁”,“天”在孔子的思想中更多地起著作為道德權威性根據的作用,而道德本身卻要落實在人與人之間的“孝悌”等自然感情上。想相比之下,孟子在人倫中更多地談到了“天”,在孟子的論述中,“天”指道德之天,他所謂的“天人合一”講的是人與義理之天的合一。

儒家在西漢時期獲得統治者漢武帝的認可,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董仲舒看來,“天出災害以譴告之”,即“天”有意志,有主宰人間吉兇賞罰的含義。董仲舒的思想更加偏向一種人與天的不平等,這與孔孟的思想區別很大,也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先秦儒學的精神。后世的宋明儒學并沒有跟隨董仲舒,而是更多地繼承了孟子。

宋明時期,也就是王陽明所處的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的頂峰的時期。在王陽明前后,不同的儒學知識分子從各個方面重新深入思考了“天人合一”。

張載提出“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在張載這里,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是息息相通內在關聯的,其根源就在于“天人合一”的本體論。程顥更明確地提出了“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將儒家的“仁”與“天人合一”的本體論聯系在一起。對此,程頤與朱熹另有看法,他們更重視的是所謂的“理”,即后世所說的“程朱理學”,他們認為萬物的本根是“理”,“天人合一”在他們這里表現為“與理為一”。

王陽明恰好處于宋明期間儒學本體論的爭鳴中,他的思想經常和朱熹并舉,王陽明本人也是在批判繼承了朱熹的學說后才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從理學到心學,宋明時期的儒學知識分子們始終在探尋儒家倫理世界的本體論依托究竟是什么。如果說朱熹重視的是外物的規則,那么王陽明重視的就是內在的自覺。但需要注意,王陽明并沒有在本體論層面反對朱熹,他所強調的是心物一體,即重視“心”就是重視“理”,二者不是相互獨立的。

王陽明之后,明末的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相對破除部分宋明理學的禁錮,但在本體論上,他們仍然秉承著“天人合一”的觀點,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內在邏輯在于,“天下”和“匹夫”都同屬一體。

可以看到,王陽明所處的思想史位置,在儒學中晚期本體論趨近成熟的時期,他本人的思想是儒家本體論哲學成熟化的主要代表。

哲學or雞湯,今天怎么閱讀王陽明?

對今天的讀者大眾來說,王陽明身上有多重符號:一種儒家哲學的思想資源;大眾心理雞湯;或一種老派思想,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符號式的認識終究不能真正解決王陽明這一當代迷因的認識困境。對于今天的大眾來說,王陽明作為思想史組成部分固然有其價值,但大眾更關心的恐怕是他在當代思想叢林中的價值。在當下的大眾意識中,王陽明在雞湯與哲學之間搖擺,怎樣正本清源,為這一思想獲得一個明晰的大眾意識定位,這是王陽明研究者和愛好者需要面對的問題。

從改革開放后幾十年的王陽明研究來看,王陽明經常被拿來和黑格爾及康德作比較研究。比較研究的意義不在于做哲學史研究,而在于在當代視野下審視不同的哲學譜系,從而得出超越性的結論。

在馮友蘭看來,王陽明與康德對本體與現象的判斷不同,康德將本體與現象,理性與認識做了截然的區分,而王陽明認為“理”與人的感性存在、心理情感息息相通。在這種不同思想的視差中,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否區分理性與認識,或“理”與“性”,在東西方的思想譜系中,都有一種把握存在于經驗或思維之下之先驗本體的沖動,但所謂的先驗本體并不容易被把握,這正是思想的終極問題。

今天的閱讀王陽明的讀者,面對王陽明的文本,不管將其作為生活之余的雞湯,還是作為認真研讀的學問,如若能借此穿越先驗本體,對身處其中的當代大眾意識結構的樣貌有所自覺,大抵就沒有浪費這一思想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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